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拉詹在2007年就警告：金融市场将步入厄运。可惜当时却被嘲笑为“末日博士”，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他把预言写成此书，成为巴菲特、盖茨等精英的必读书目。四个断层线： 政治上，放松信贷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讨好选民。 国际贸易上，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新兴国家过度储蓄。 政策上，政府采取宽松经济政策，巨额赤字，推高资产价格。 金融自由化，监管放松，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彰显。

事实上，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累积与次贷危机的爆发，都可以视为是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结果。如果未来美国政府不能重视并解决这一问题，曾经的“美国梦”将变得更加暗淡，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也可能逐渐下降。

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

文/慧阅读

引发未来危机的三条断层线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人们已经有很多反思，比如金融机构盲目进行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漏洞百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存在严重失误，但是，金融危机的根源要比这些原因更为深层。我借用地质学中的术语，断层线来分析这场金融危机。当地壳岩石承受的压力超过其本身的强度之后，就会发生断裂，出现断层。地质学家发现，地震往往是沿着断层发生的。有三条断层线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且，由于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未来的危机仍然会沿着这三条断层线爆发。

第一条断层线来自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美国国内政治之间的冲撞。1976年，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家庭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8.9%。到2007年，这一比例增加到23.5%。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更切肤的感受是收入在水平线以下的家庭状况不断恶化。而这又是因为美国教育体制存在着巨大的弊端。教育的差距会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恶化，普通劳动者的后代在竞争中弱势会越来越明显。

第二条断层线是国际收支失衡。靠借贷消费是有限制的，一旦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强劲增加，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央行就不得不提高利率，这就会让消费者借钱的能力下降。但是，在过去20年间，美国家庭消费的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资金，尤其是德国、日本、中国等贸易顺差国。这些国家的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因此才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问题在于，这种重出口、轻消费的政策从长期来看是难以持续的。

第三条断层线是不同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碰撞。在英美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公平交易”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非常注重信息的透明，有法律约束。金融家不需要刻意和企业客户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需要企业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公开的渠道获得。但在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金融体系主要靠的是银行。在这些地方，关于企业的信息不透明或不公开，要想知道企业的真实情况，银行必须和企业建立长期的紧密关系。这种碰撞带来了“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是地震再次发生的导火线之一。

日本的断层线

日本和德国对外向型增长的依赖在其发展的早期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它们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规模较小。但随着它们成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它们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要求它们创造超额需求。对遵循外向型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言，尤其具有警示意义的是：日本虽然曾经努力实行变革，却没有成功。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于日本的出口面临压力，日本银行大幅削减利率。

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的是大规模的股市泡沫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时间导致人们普遍认为东京帝国大厦所在地块比美国整个加利福尼亚还要值钱。企业投资的确增加了，但并不是投向内需型生产，很多资金都投到了那些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东亚国家，其投资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增加出口。日本的住房建设和个人消费确实增加了，但这却是暂时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初，当日本央行在一片惊恐中开始加息之际，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大崩溃，其影响至今犹在。

因此，依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非但没有在富裕之后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增长均衡化，反而发现依靠自身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难度极大，因为增加最终消费的正常渠道在着力扩大出口的过程中已经趋于萎缩。由于银行习惯了政府对市场的保护，习惯了根据上级命令来决定放贷对象，因此，当它们获得自主决策权时却不知所措了。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密切，因此，政府更容易通过国内企业加强消费引导。不过，虽然企业的影响力较大，却未必有效。

结果，日本这样的国家不仅不能帮助世界经济走出下挫泥潭，反而需要其他国家伸出援手拉它们一把。这是很深刻的断层线。直到21世纪初，日本为摆脱经济泥潭所作的多次努力都失败之后，美国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而采取的措施才增加了日本的出口量，帮助其走出困境。日本的例子告诉我们，要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进而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不容易，但是这也是避免断层线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断层线将会加深还是弥合

随着后起之秀不断壮大，世界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平衡吗？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给未来敲响了警钟。许多后起之秀即将加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它们是否会继续过分依赖出口？一旦它们富裕了，它们是否会进行经济改革让经济重新回到平衡增长的轨道上来？中国的表现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阻碍，在未来10-20年，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虽然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它也选择了外向型增长的道路。

与其他选择外向型经济道路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远低于平均水平。因为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数据是不能完全相信的，经济学家经常认为中国非常规的发展应归咎于数据问题。假如这些数据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消费如此之低呢？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家庭不能再依靠亚洲传统的养老保障，即子女。根据中国的政策，大部分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六个成年人将来都要靠这一个孩子来赡养。难怪成年人，尤其是祖父母，都想增加储蓄。

更糟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在国企工作，现在已经失去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随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医疗等服务费用上涨非常快。中国正在完善养老和社会保障系统，但是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外向型增长战略还面临另一个更传统的问题。作为中国经济总收入的一部分，家庭收入很低。工资低是因为大批的劳动者仍然想从农业转向工业。家庭收入受限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以低利率的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这就意味着家庭存款从银行得到的利息也很低。

最后，家庭消费低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自己比实际上要穷。国有企业并不把红利分给国家，因为每个家庭并不是直接拥有这些企业的股份，他们没有看到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变成自己财富的一部分。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些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会被重新分配，为公民服务。但是现在，普通家庭认为他们并没有从中受益，所以他们的消费水平比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要低。因此，国内消费水平低使得经济只能过度依赖国外的市场需求。中国能及时远离出口拉动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诱惑吗？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中国将深化断层线还是弥合断层线。

高层管理者的断层线

很多时候，断层是由管理层引起的，而我们也很想知道：究竟管理层在想什么呢？一个明显的答案是：他们像其他交易员一样，他们也在进行一个单向押注。然而，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遭受最严重打击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并不缺乏管理好其所在银行的动力。雷曼兄弟的理查德.富尔德在2006年拥有市值大约10亿美元的雷曼股票，而贝尔斯登的詹姆斯.凯恩拥有的股票市值为9.53亿美元。当上述银行由于挤兑而破产时，其首席执行官的损失是巨大的。

然而，该项研究表明那些首席执行官拥有大部分股份的银行恰恰是在危机中表现最糟糕的。如果他们的赌注没有下对（不管其成功后会拥有多少财富），其损失是十分可观的。因此，他们并不像其他的交易员，其赌注不是单向的。一个解释是首席执行官们高高在上。富尔德的真实写照就是在雷曼兄弟总部31层的办公室里待着，完全不知道办公室外的大楼里正发生着什么。

但是，纯粹用高级经理层的能力不足不能解释这场危机。一个更好的解释是首席执行官们之间的竞争使他们不顾长期风险，而仅着眼于短期内能够创造更多利润或者在包销和借贷榜上位居前列。美林的总裁斯坦利.奥尼尔为了与高盛等对手竞争，激进地推进看似高收益的资产担保证券业务。他密切地注意高盛的季度数据，而且经常询问公司职员其他对手的表现。美林在该领域经验的缺乏造成了巨额损失以及与美国银行联姻的失败。这种激进与自我膨胀最终葬送了公司的前途。

但最近有一项研究却表明，某公司的最终市场表现并不取决于特定首席执行官的敏锐或无能，应该说，某些机构有着特定的喜欢高风险并且重视短期利润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吸引着相似风格的交易员、投资者甚至首席执行官。当这些机构在繁荣时期表现优异时，这些首席执行官被夸大为英雄，但是当他们在这场信用危机中表现极差时，这些首席执行官们又变成了恶棍。然而事实是他们可能既非英雄也非恶棍，他们只不过是断层线的最后呈现者而已。

弥合金融改革的断层线

从很多角度来说，金融部门是现代经济的大脑中枢。当运行良好时，它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源和风险，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安全、充实。当运行出现问题时，就像现在发生的情况，它在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只让极少数人获益。金融市场是一个令人着迷又容易令人疯狂的市场，我们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与规范来扶持它的发展与改革。

首先，政府不应该成为危机的救命稻草。承担过度风险的某些动机也许是银行内部和外部管理的故障导致的，这些机制需要修正。但是一个系统性故障的首要原因总是对风险的低估。而低估风险的原因，其一是非理性繁荣：起初适中的风险低估互相推动，直到它们累积为巨大的问题。然而，这样的泡沫一般不是凭空出现的。导致目前危机的风险低估，部分来自对政府或者中央银行对市场介入的预期。并且，自从危机爆发以来，财政部和美联储强有力地介入了市场，从而证实了市场之前的预期。对于认为政府或者其代理人会支撑房地产市场或流动性市场的预期，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办法加以消除。

其次，终结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和特权。和政府介入特定市场一样具有破坏性的，是政府对特定金融机构的支持。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让失败和成功拥有同样的自由。市场往往青睐那些政府会在其失败时进行援助的机构，对它们往往过于轻信，而且给它们的产品太多的资源。更过分的是，这样的保护扭曲了竞争形态。我们必须以这样的系统为目标：在这个系统中，没有私人机构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到政府的保护，每个私人机构都知道如果犯了严重的错误，其后果将全部由自己承担。

最后，制定适应经济周期的监管规则。当我们从恐慌中恢复过来时，正直的政治家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被公众指责不作为的监管者急于实施限制，而脆弱的资产负债表和对危机的记忆使得银行家们避开任何可能的风险，因而对监管者所要实施的限制更容易接受。但是，我们的改革似乎是以以下幻觉为基础的：被监管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是静止和被动的，监管环境不会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改变这种幻觉，并有效执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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