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深远的政治集团-【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11:54 阅读：次来源：表盘厂家

士大夫：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深远的政治集团

中国士人对政治的影响深远且历久不衰。所谓的“士人”与“知识分子”（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仍有些不同。“知识分子”原意指的是对国家、社会十分关怀且愿意将国家社会问题视同道德问题的读书人。而“士人”指的是中国传统上所谓的读书人，他们并不都把国家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士人读经书，会写文章，却未必都关心国家、社会问题，所以我仍用“士人”一词而不用“知识分子”。

士的演变

“士”在西周的封建时代就已存在。当时的贵族阶级可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及士四个阶级。士是封建制度下贵族阶级的最下一层，他们受的是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依据孟子的说法，士又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下士掌管各种基层工作，其地位与非贵族的庶人相衔接。非贵族阶级可分为庶人及奴隶。本来贵族与非贵族阶级是分得十分清楚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封建制度逐渐解体，社会的阶级逐渐流动混淆，非贵族阶级的一些优异之士由于立功而跃升为贵族阶级。同样的，贵族阶级最下一层的士由于人数众多而逐渐没落，失去了贵族地位，例如孔子本属贵族，实际上却无法享受贵族的权利，与庶人无别。是以，其时的“士”与“庶人”逐渐混合不分，春秋晚期已有“士庶”连用的事例。到了最后，士不再是代表贵族阶级的名词，它逐渐变成“读书人”的代名词。到秦汉以后，士就指读书人，故而有“士大夫”之称。

士的分类

春秋战国以后的士人人数愈来愈多，士人集团中自然有性格、志趣的差别，荀子已将士分为“仰禄之士”与“正身之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也将战国之士分为劳作派、不仕派、禄仕派、义仕派、退隐派五大类。我个人将士人分为“文士”、“侠士”、“隐士”三类。“文士”即文章经世之士；“侠士”即行侠济世之士；“隐士”即退隐遁世之士。

不过，这三种士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可互为转移的，事实上，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同样的一个士是会以不同身份而出现的。举例而言，像陶渊明就是由做官的文士转变成隐居的隐士，而隋末的柴绍就是由文士转变成唐朝开国功臣的侠士，诸葛孔明由耕读的隐士转变成文士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三种士中，毕竟以“文士”对政治的影响最大。是以，本文所谓的“中国士人”乃专指“文士”而言。

中国士人在政治上的特质

中国士人在政治上有两个特质十分明显。第一，他们研读的是儒家经典，因此，他们重视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物”的研究。第二，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这是因为儒家经典中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教人怎么去做“人”，而另一个是政治思想的阐述（教人怎样去做官）。是以，中国士人之有上述两个特质自是意料中事了。

在传统社会里，鼓励年轻人读书都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话，暗示的就是好好读书可以去做官，而做官之后“颜如玉”、“黄金屋”自然就会来了。到最后，一个士人能不能做官反而成了他是否受人敬重的主要原因。在《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就很鲜明地描绘出这种心态。

李斯曾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李斯的话十分正确，隐士并非否定做官的价值，只是自知不适宜官场而自动退出。中国士人传统上的出人头地方法就是去做官，只有做官，他才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社会上一般人的观念亦把士人捧得很高。相对的，其他的农、工、商及军人的社会地位就不是很高，这是一元化社会的特性。中国以前的聪明才智优异之士只有投身政治才能有高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做官才能得到“黄金屋”及“颜如玉”。无怪乎“学而优则仕”成为古代士人的座右铭。

士人政治力量的形成

虽然表面上看来士人并没有组织，可是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都十分的大。从汉武帝任命公孙弘当宰相以后，士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就已逐渐稳固及强大。其后二千年来除了战乱时期外，政府的重要官职几乎都是由士人所占据的，其原因不外下列三种：

第一，士人的数量增多。自文翁在蜀郡开设学校后，西汉不但中央有官学，地方亦普设学校，郡国曰学，县曰校，乡曰痒，聚（村）曰序。此外，私人授徒之风亦盛，弟子千余人者甚多，自东汉以后，学校颇发达，至唐宋又有书院，都是培养士人之所，所以士人数量大增，自然形成政治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举例而言，像东汉时的太学生参加清议，宋代太学生攻击权臣，都显示出士人对政治的影响力。

第二，士族在社会上建立了势力。中国人自古重视家族、宗族，所以宗族的力量很大。在东汉以前，士人似乎还没有和宗族结合在一起。试看汉高祖刘邦起事时，其跟随的功臣宿将，除了萧何以外，都只是单身之士，背后并无宗族的力量。到了东汉光武帝起事时，他的功臣不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族在跟随光武帝。其实，汉光帝武刘秀所率领的武装力量便是一个大宗族集团，刘秀的功臣主要分子是士人，而这些士人的后面差不多都附随着整个宗族，他们不再是单身的士，如耿纯、寇恂、王丹、冯勤等都是举宗附从。其实，王莽末年，天下大乱，士人领导宗族自保之例极为普遍，自此以后，士人成为宗族的领袖，这个宗族便是士族。士族既然在光武帝建立政权时立了大功，所以东汉之世，士族在政府中势力庞大，世代任官，由政治地位建立了社会地位，因社会地位更巩固了政治地位。这种士族政治至魏晋南北朝时到达高峰，由于当时拔擢人才的方法是九品中正制度，在此制度运作下，所有政府中的重要高位及官职都被士族所把持。

隋唐以后，君主虽有意抑制士族，然而，由于士族力量已根基稳固，到最后君主不得不与其妥协，只要士族不结党对抗皇权，君主便不会为难士族，甚而，君主还利用士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由上所述，可知从东汉以后，士人和宗族结合，使从政的士人不再是孤单的一人，他会设法提拔同族的士人，于是士人与士人间不但关系密切，而且背后有一个集团力量，其势力自然很大。

第三，科举制度助长了士人的势力。从隋唐开始，科举使士人有一个制度化的管道登上政治舞台。隋唐以后，政府的高级官职几乎全为科举中人所占据，其原因是由科举出身的士人来主持政务已成了君臣之间的共识，再加上同年或同门之间的互相提携，更使得这种现象十分兴盛。

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士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就逐渐强大且历久不衰。他们掌握了二千多年中国政治的重要高位，也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

士人对政治的理想与现实

孔子、孟子最初鼓励士人从政，但只将从政当做一个手段，目的则是施展抱负，完成淑世济民的理想。然而，随着士人人数的增多，由于品流复杂，很多的士人逐渐抛弃了理想，而将手段当做目的，也就是说，他们把做官视为读书的主要目的。读书为做官，做官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于是大家竞相钻营，汲汲于做官之途。

再加上传统的社会是一元化的社会，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社会上享有荣耀及受人尊敬的只有士人，社会上的注目及荣羡眼光都集中在做官者的身上。如此，所有的才智优异之士，自然就视做官为跃升龙门的不二法门。在那么多人努力汲汲营营的情况下，士人对政治的理想色彩渐渐丧失，他们愈来愈现实。也

当然，并非所有士人都是没有理想、只看重现实的。举例而言，像历史上的魏征、陆贽等都是敢于批评时政、极具理想色彩的人。然而，这种人绝对是占少数的，极大多数的士人做官以后，就会抛弃淑世济民的理想，而视保住官位往上爬为最重要的事。

中国士人对政治的影响

如前所言，中国士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他们身居高位，长久以来掌控中国政治的起伏兴衰。中国士人对政治的影响力是无法测量且不可替代的，他们对中国政治的运作当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由于士人重视伦理，反对暴力，他们争取的只是皇位以下的官位，因而，减少了很多赤裸裸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事件发生。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才能有百年以上的王朝。否则，如果大家都要当皇帝的话，恐怕动不动就会有暴乱及夺权的事情发生。所以，士人从政维持了政权的稳定性，这不可谓影响不大。

第二，由于士人重视传统，这就形成了他们强烈的保守性格。（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因此，在中国历朝中很少有改革的事情发生，所有的一切都是依循传统而行，在政治上保守得不得了。很多政治制度明明已经没有作用了，它还是一直保持下去。举例而言，像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从秦汉到清朝都一直保持着，其名称也没有太大改变。其实，这九卿代表的是九个不同的机关，它们在秦汉时的确有其作用，但在明清时有些已没有实际作用，却因为“祖宗家法不可变”的观念作祟，这九卿一直到清朝都还保持着。

在这种情形下，往往只有在两个特殊情况下，制度才会有所变革。第一是在改朝换代的情形下改变，第二则是这个制度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对这个政权会有伤害时，制度才会有所变革。举例而言，像唐朝初年的租庸调法改变成后来的两税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上述两种情形以外，政治制度几乎是不会有变革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的改革者，如王莽、王安石等，往往都会被涂上“邪恶”“小人”的脸谱，而那些坚持传统不变的保守士大夫，往往就会被捧为正人君子。是以，凡是改革者大都会遇到很大的压力与挫折。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从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实质进步与变革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是改朝换代以后，所做的制度革新亦十分的少。这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进步的最大阻碍，而其基因则是士人政治。

第三，由于士人逐渐丧失理想，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理想已变成口号，他们实质上在意的是争夺官位。这种士人的庸俗化，使得士人矮化成为逐利之徒。于是，中国历来的政治舞台上官场习气十分的可怕，到处都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黑暗面。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政治本来就是黑暗的。其实政治是没有所谓的黑白之分的，这是因为传统参与政治的士人太过现实且罔顾理想，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他们只追求现实的官位私利，不顾国家社会的公益前途，因此，才造成传统中国政治暗无天日的状貌，这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中国政治在这些丧失理想只重现实的士人长期执政之下，自然就很难有进步变革的事情发生。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士人，其形成是有一定的原因与时代背景的。在中国二千多年的一元化社会里，政治的势力及影响太深远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泛政治化与泛道德化，中国政治进步实在太慢了。

中国士人是政治的掌握者，他们在一元化社会里经由参与政治而获得社会地位与尊荣，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抛弃理想，结党营私，相互拉拔互为后盾。中国历代的皇帝也有意纵容他们，因为唯有如此，统治者操纵人民才会更为便利。

中国士人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者与主控者。因为他们多没有理想性格，故其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理念多只流于口号或只见诸于文章而已。他们多只是争取政治地位来发展他们的社会地位，再以社会地位来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的作风保守，厌恶革新，是一元化社会的产物。

文章摘自《照照历史的镜子》作者：王寿南出版社：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