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彪别患技术依赖病

□胡立彪

人们越来越多地享受科技带来的极大方便，却不得不接受两种无法避免的消极后果——其一，技术本身具有冰冷的工具属性，它在方便好人的时候，也会一视同仁地方便坏人；其二，尽管技术能体现并上升为人类的整体智慧，但对于个体性存在的大多数人来说，运用技术并不等于运用智慧，相反，运用技术越多，对技术依赖程度越高，越容易远离智慧，部分人甚至会因此变得智力退化。

手机短信便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如果说“短信经济”这个词从宏观角度表明了短信技术不可替代的方便性，那么“短信欺诈”这个词则从微观角度传达了短信技术不容忽视的不方便性。考虑到已被发现的利用短信技术实施欺诈的行为本身技术含量也不是很高，甚至比其他欺骗手法还要弱智，而受骗者却可成规模这一事实，前文所说的智力退化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近些年不断出现的信用卡消费类型的短信诈骗，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骗子们能够仅靠一种被证明相当弱智的手段，且一成不变地从一个地方骗到另一个地方，这实在令人气愤，也相当令人郁闷。气愤之一当然是骗子的猖獗及骗术的传播，气愤之二是到目前为止此类短信诈骗的破案率并不是很高。郁闷的是，就算大多数人已经具有了免疫力，但只要骗子稍微换个花样，总会有一些人受骗上当。在如今媒体和通讯极为发达方便的时代，骗子利用了这种方便，而普通大众在防骗方面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方便来，这似乎是一种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竟对短信技术本身产生抵触情绪，呼吁有关方面针对这一技术制定一些限制措施。这种声音似乎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欺诈何以存在。短信欺诈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欺诈一样，是一种社会行为，这些行为虽然都会基于一定的物质手段而存在，但包括短信技术在内的物质手段并不是其存在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全社会的诚信观念的缺失和诚信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法治环境的不健全。如果忽视了这一前提，仅关注外部性的欺骗手段和技术性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按下葫芦又起瓢。

短信欺诈只是利用了一种新兴的通讯媒介，而欺诈本身并非什么新鲜事物。短信出现之前，欺诈也曾利用传统的通讯手段，比如书信邮件和电话。即使不使用任何通讯工具，只是通过最基本的语言工具，欺骗依然可以实施。这说明欺诈并不依通讯技术而存在，也不因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它只不过是因穿上了技术的外衣而显得“进步”而已。真实的情况却是，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并因此导致了智力退化，使得欺诈变得相对容易了一些罢了。

当然，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对新技术进行适当规范，使其更好地发挥方便于人、有利于社会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生活于技术之中的人，应首先习得科技理性，并不断加强自身的市场理性和法制理性，使自己随着技术的进步变得更加智慧，从而可以轻松地应对各类欺诈行为，并理性地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打击犯罪，使社会不断走向和谐发展的道路。如果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变得智力退化，以至于成为技术性欺诈的牺牲品，那就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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